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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延安这个城市精神面貌很不错，不管是城里的老百姓还是军队都充满了活力，在这里人们很容易受到感染，这里有的是希望，可以说延安就是中国革命的火种。但是延安人民的生活水平实在太差了，比起归绥差了不是一点半点，就连部分沦陷区的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也赶不上。”马铮实说实说，将自己看到的和想到的都和主席说了一遍。

    主席停了老大一会才说道：“你说的很对，延安的现状正是你说的这样，但是现实就是这样，部队连军粮都不够，我们大后方的老百姓又去什么地方提高生活水品呢。既然不能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，那么就只能提高他们的精神生活的水平了，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了！”

    马铮知道主席说的是实话，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物质生活是十分艰苦的。边区本来就是一个贫瘠的地方，自然条件恶劣，主要种植生长季比较短、耐旱性较强的杂粮等农作物，而且产量很低，民食以小米等杂粮为主；牧业以养羊为主，穿衣主要依靠土布和皮毛。

    自古以来这里就是一片勉强只能自给自足的地方，一旦发生天灾这里的人就只能背井离乡，所以这里一直都是农民起义爆发的几个大源头之一，像明末的李自成等人都是这里出生的人。

    其次现实情况更是加剧了延安地区贫困程度，自从红军爬雪山过草地之后到达边区，大批的外来人员来到了边区，部队所有的消耗都得边区的老百姓供养。

    同时，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，国民党军队对边区采取了经济封锁政策和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，边区一切外援几乎完全断绝，而必需品如棉花、布匹又被禁止流入，导致了边区吃饭、穿衣的困难。

    马铮想了想说道：“主席，这几天我在延安进行了长时间的观察和走访，看到了一些好的地方也看到了一些不好的现象，在我军中存在的衣分三等、食分五等的现象已经引起了广大知识分子以及民众的不满，然而这一切的根源都是在于边区经济不发达，物资匮乏。我们只要将这一问题解决了，其他的都可以迎刃而解，另外像我们边区丰富的精神生活也可以保留或者发扬光大，这样延安才可以真正成为我们党员的圣地。”

    “谈何容易，边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很是让人忧心，我们几个已经商量了很多次，还找了很多在经济方面很有建树的专家，但是都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，所以...”

    接下来的话主席并没有往下说，但是马铮却知道主席的意思。

    马铮也知道这个时代的领导人确实都不容易，不说对面的主席了，在经济方面连一向财大气粗的蒋委员长也是一筹莫展。国民政府财政收入若按预算收入每年10亿元计算，仅战费支出就是财政总收入的2倍。

    实际上，国民政府财政收入并未达到预算数字，1938-1941年间，每年财政收入只有4亿元左右，较1937年财政预算10亿元，只收到40%。战前东部富庶地区是国民政府财政收入主要来源地，抗战爆发后这一地区很快沦陷，使国民政府财政收入迅速减少。

    连国民政府都是这样一个状况，更别说只有几十个县的边区政府呢，也怪不得主席不相信马铮有能力解决边区政府当下所遇到的困难。

    想到这里马铮突然意识到主席之前为什么就苏联方面问题避而不谈，反而是将问题引到了这里，主席这是告诉自己不是他不想解决，而是无能为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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